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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变化纷繁，但从宏观视角看，有三个重要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明显加快；二是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三是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将CPI通胀作为货币政策钉住的主要或唯一目标。这三大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爆发前那些年的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格局：一方面，CPI通胀总体较为稳定，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似乎总伴随着较低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初级产品、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波动则显著加大，系统性风险上升。换言之，经济不稳定的信号最初不是由CPI通胀而是由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全球CPI的显著上涨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浮现，且主要表现为以石油、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剔除这些因素的核心CPI则始终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之所以在经济增长趋缓的同时初级产品价格却加速上涨，既与次贷危机后全球更为宽松的货币条件密切相关，也与房市股市泡沫破裂后大量资金涌入初级商品市场的金融投机有关。而在观察到CPI加速上涨之后，各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加息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泡沫破裂。鉴于此，可能形成三点结论：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重要表现形式，CPI在衡量整体价格水平上的准确性下降；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CPI、PPI（生产价格指数）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 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已成为相对滞后的指标。

第三，当前核心问题还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问题。金融改革表面是防控系统性风险，而实际问题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就是谁来配置金融资源，谁来保证有效且是适度风险的。核心实质是什么？来自40年的改革经验或许可供未来的金融改革设计做参考。其一，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1979年以来改革被反复证明的真理。其二，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但解决杠杆问题应该更多从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而不是从总资本出发。中国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一方面我们看到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兼顾。

表列同板块或相关股份表现：股份（编号）　　　　　　　　现价　　　　　　变幅-----------------------------宝龙地产（01238）　　　4.96元　　　跌8.82%绿城中国（03900）　　　8.51元　　　升4.93%

但由于某些原因，直到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才得以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该机制在2016年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即 MPA），将信贷投放与宏观审慎要求的资本水平相联系，同时考虑各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稳健状况以及经济景气状况。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核心是金融机构适当的信贷增速取决于自身资本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央行可以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以及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适时适度调整该机制的有关政策参数，发挥其逆周期调节和结构引导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机制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下，货币信贷增速才得以逐步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偏高水平回归常态并保持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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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易热不易冷的体质特征，宽松货币条件可能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政策制定者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就是说，在看到中国经济逐步企稳、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阴影之后，货币当局自2009年中即着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对宽松政策动态微调、逐步退出，着力提升政策的灵活性，努力平衡好速度、结构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引导货币信贷回归常态。